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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表示，从1980年代至今，温州两代创业者大多固守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形成了特殊的人格化交易方式，使得制造业出现“代际锁定”现象，限制了温州人进入新的行业。如果不能完成从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的蜕变，温州经济就不能实现从有形市场向无形市场转变，温州模式也必将走向衰落。
笔者认为，既然习俗转型具有“创造性破坏”之先例，那么实施有针对性的习俗转型举措，同样能影响温州这个庞大的自组织经济体的运行状态。例如，“温州炒房团”到外地炒房的资金高达上千亿，而当初大量民间资金正是在从众消费心理的作用下跟进，将炒房演变为一种新的投机方式。后在多项新政策紧逼下，温州投资者迫于巨大的成本压力将手中的房产大量抛售。毫无疑问，习俗在抛售过程中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5年初，温州政府提出招商引资战略，此举或能迅速打破人格化交易的封闭商圈，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产业升级。诚然，招商引资及产业转型本身并非习俗转型，但温州人与外商合作必然发生观念的碰撞，从而在这种碰撞中提升和发展自身。
著名人类学家鲍哈那指出，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习俗也随之不断转型，有的已经消逝，有的正在弱化，有的则可能产生破坏整个社会制度的冲突。
事实上，经济学家杜润生早在1998年就指出，中国不仅在经济体制转型上有一个改革过程，而且在经济发展的转型上有一个从习俗经济或自然经济(autarky economy)向市场经济的演化过程，即是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过程。
如前所述，在报喜鸟的成长史上，进行了一系列挑战习俗及当地商业生态的成功转型。但在报喜鸟之后，中瑞、中驰财团等众多家族外合资项目则功败垂成，反证吴志泽这位温州模式叛道者的先验价值。
新温州模式：企业联合是趋势
“温州模式就是‘熟人社会’模式”。吴志泽对“代际锁定”现象深有同感。
温州人信奉“先交朋友，后做生意”。这样的经商原则，必然会发育大量的“潜规则”，例如设法结交政府官员等等。有人讥讽温州商人：“在官商勾结、行贿舞弊上确实高人一头。”一位理论家尖锐地指出，靠这一套发财的人并不是在为社会创造财富，只不过转移了财富的分配形式罢了，此举似乎暗合帕累托最优的题中之意。
吴志泽说，温州这种内源型的经济结构带有一定的自我封闭性，这与当地社会习俗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以血缘、地缘、情缘连接成的商业生态，带有一定的排外性，价值认同趋于单一，思维方式比较雷同，法制意识相对淡薄，功利主义相当明显。
他认为，良好的经济生态如“杂树丛生”的植物园，多样性的植物结构更具有生命力。“同样对于区域经济来说，产业或产品的良性构成，也最好是高、中、低兼具的金字塔式结构，这样就可以避免平面化的恶性竞争，可以遏制趋同化所导致的集体免疫功能的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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