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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
叶滢:做“茶缸”的时候,你说你要表达自己和衣服的关系,出发点想得很清楚。
王一扬:实际上,我对“茶缸”的理解有个过程。最开始实践“茶缸”的初衷是和日常生活有关系,因为那时候也喜欢搪瓷的东西。也跟我周围的朋友有关系,他们对电影艺术的关注走在前面。他们最先关注中国的现实,潜移默化。但是后面也有人说我是70年代的设计师。最早建立关系就是小时候的衣服,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在北方,冬天穿衣服你的胳膊根本弯不过来,整个人是臃肿的。这种衣服的体会在你心里是很深的。所以我对“茶缸”的认识最开始先和经历、从小的记忆有关系。但是可能对我来说,我现在对它本身的理解比初期更扩大了。越来越贴近对衣服、对设计的理解,可能越来越不重视形式了。可能最早拿这个做名字,因为它是日用品。现在觉得它是个容器。我很庆幸我取了一个很好的名字,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物质关系是最重要的,是不是朴素也不重要。问题在于你能不能看到根本的东西。反过来我现在对茶缸的理解也不是只有朴素或者70年代,这个可能是一部分,但绝对不是我,这个名字对我也有帮助,让我更自由。
叶滢:从山本耀司和创久保玲开始,他们与以往法国式的美而优雅的时装美学完全不同,还有在他们之后的MartinMagiela这批比利时的设计师,非常理性的设计风格,国内有很多年轻的设计师,受他们的影响很大,我在伦敦接触到一些学习时装设计的留学生,就不太理解为什么国内的新设计师受解构时装的影响这么深?他们甚至觉得激进时尚已经“过时”了。
王一扬:有一半有道理。我认为这和视野有关系,确实国内很多设计师,始终保持觉得他们是教父教母级的人物,圣经式的对待,有某种角度的局限。首先要看对于个人是不是非常真实,最前卫的是不是你最真实的个人倾向,而去忽略、掩盖或者扭曲自己。
国外学习的设计师和国内的区别,我也有一个判断,严格来说国外设计师对他们来说,一个最大的挑战,是如何面对国外的强势。第二是那么丰富的资讯。很多艺术家出国之后,很难仍然能维持他的创造力的。国内很多所谓的设计观念建立的根基是空的。因为你是建立在别人的形式上,而不是别人的思维方式上。比如我现在理解MartinMagiela,你先看到他的思维方式,是典型的欧洲理性思维。欧洲的哲学是建筑在理性和逻辑的基础上。所有的设计过程是一个逻辑思维的过程,是一个解构的过程,你看 MartinMagiela是有推理的,横过来竖过来,有一个方向的推理。但是川久保玲就是一种东方的反叛。他们同样做一个横过来的东西,但是完全不同的气质。川久保玲骨子里还是有日本人暴力的那一面。
叶滢:还有更年轻些的agnèsb,在巴黎、香港都有自己的画廊。
王一扬:“茶缸”本身就有这样一层意思,本身也不想把它做成一个品牌。“茶缸”这块,衣服还是我最主要的东西,但是希望很多东西会彼此影响。你觉得最愉快的是,可能性很大,你有新的可能。你不知道会出来什么东西,但是你潜意识觉得存在这种可能性。你觉得你找到空隙了,找到豁口了。而且中国的确给你提供这种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