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作为中国现代私营经济的制高点，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温州模式”不同于“深圳模式”，后者得益于国家政府的政策支持，我把这称之为“政本经济”，前者靠得是作为温州私营经济发展的主体的温州人的“自我奋斗”，我称之为“人本经济”。
我从2002年下半年至2003年上半年，由山东一家国企辞职应聘在温州两家品牌企业报喜鸟集团和红蜻蜓集团做企划和企业文化工作，并参与温州服装商会的行业宏观形势研究分析和媒体运作，得以零距离接触温州，观察温州，研究温州。在此期间我对温州现代私营经济的形成，从文化层面做了深入调查研究和分析，提出“温州现代经济文化成因”学说。许多国内经济学家都曾关注过温州，并对“温州模式”提出了定义，大多是对温州宏观经济现象的分析。我的切入点是从内部微观和背景根源上寻求和梳理温州经济形成的渊源和脉络，透析微观把握本质，挖掘根源接近本真。我研究的结果是“温州区域经济”就是“温州人经济”，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与否，取决于这个地方人的观念，观念决定人行为方式，行为方式确定做事结果。从深层分析，那么影响人观念的根本因素是什么，那就是文化，就是一个地方的文化背景。因此，温州模式——温州人经济——温州人观念——温州区域文化，便成为一条追溯温州现代经济形成根本因素的明晰主线。
针对影响温州人观念和温州现代经济的形成，从文化的层面分析其原因，可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传统文化——重利崇商，奠定了温州人“重商”的思想基础
温州，在南宋时期，产生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它的核心思想是“功利、重商，务实、不尚空谈”，主张“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在温州留下了鲜明的痕迹。19世纪末，在当地出现的与之一脉相承的“东瓯三先生”，则力主“齐商力，捷商径，固商心，明商法”，进一步加固并确立了“重商”思想。
温州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相悖于中国主流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中国传统文化“重农轻商”“重利轻义”“崇政尚官”，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也直接影响了人的行为方式。以山东为例，作为中国主流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为当地人的观念的形成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比如“重农轻商”“重官轻商”的思想，表现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温州人走遍全国各地进行资本原始资本积累行动的时候，我们所表现的对于经商做小生意，还处在一种排斥的社会心理状态，包括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大多数人的观念，仍对经商持有一种固有的“鄙夷心理”。小农意识、小富即安、得过且过、平均主义、依恋守旧、满足现状的思想，使人们失去了进取心，甚至演化为“仇富”心态。“中庸”思想的影响，使我们做事的方式与温州人有着很大的不同，温州人的特点是做事只向前看，而不左右其他，而我们却时常“左顾右盼”“瞻前顾后”，善于寻找平衡点，十分顾及周围人对自己的看法，“爱面子、爱虚荣”。因此，表现为每个人不注重实际，不务实，理想主义，喜欢做梦，但始终不去做“零的突破”，一方面想“做人上人”，另一方面却“不吃苦中苦”，其结果可想而知。
“重义轻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德，勿置可否。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应用科学的态度来看待和分析“义”与“利”的关系。“义”往往是一种道德价值尺度，而“利”却是调节经济关系的惟一准则。从这种意义上讲，在经济往来中“义”属情感和道德范畴，“利”是游戏法则。这类同于“德治”、“人治”与“法治”。作为资本运作的一个基本追求原则，是利润最大化，这并不意味着就见利忘义和惟利是图，而不遵守社会道德准则。而如果在经济活动中，“见义忘利”“惟义是图”，就意味着法度和参照系的失却，一种事物如果一旦失去了基本遵循的原则，也就破坏了其游戏规则。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尤其作为当前中国仍处在前工业时期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义”大于“利”的思想观念和做事原则，对现代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消极因素。从这种意义上讲，“趋义”更容易“损利”。因此，近年来我国所出现的南北方区域经济发展超前与滞后的差异，“义利观”在其中不无影响。
温州特有的传统文化中的“功利、崇商” 基因，对温州人观念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对温州现代经济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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