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季，谢锋将带着他的新的系列“翔”再次在巴黎时装周上出现。
临行之前的工作是紧张的，他开始集中接受媒体的采访，工人们在赶制去做秀的时装。万达广场的某个楼层中，所有的工作都是密集进行，吉芬是一周六天工作，这是中国这个行业的普遍工作强度。
谢锋在他的办公室接受媒体的采访和拍照，设计师已经习惯了镜头前的姿态，中国的时尚媒体迫切地在寻找代言人，BAZZAR、VOGUE的中国版这些杂志，不吝版面地推荐中国时装设计师，从2006年开始，中国设计师的名字在巴黎、米兰、纽约开始频繁活跃了起来，而且，这一波的活跃也主要是以在国内发展的品牌为主，谢锋设计的JEFEN(吉芬)则是第一个在巴黎时装周上出现的中国名字。虽然大多是国内的品牌背景，从2007年的秋冬时装周来看，这些设计师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在比较设计师的风格差别的时候，谢锋说：“中国以后一定是比较圆熟的比较商业化的比较有文化这三者的结合，才是中国服装的原来面貌，但是这个面貌现在还没有完全显出来。”
而在这个过程中，谢锋对于品牌的管理和运营往往要投入比设计更多的精力。这个初登巴黎时装周的设计师，和你谈论最多的往往不是时装的风格问题，而是全球时装市场的变化和中国消费者的需求。90年代后期，谢锋刚从国外回来时，面对时装工业和中国市场的现状，他曾经说；“设计师的作品难以成为消费品，设计师的理念更难被大众接受。”
此时，设计师们一边开始在媒体中扮演时代灵感缪斯的角色，但转回头，必须面对现实的工作环境，在对中国设计显然并没有太多支持和认同设计的大多数消费者，赢得他们的投票显然更为艰难。
他的时装地图
80年代，作为中国第一代时装设计专业的教师谢锋，那时常常需要连夜翻译日本的时装资料，次日给学生讲授。这位年轻教师带着在翻译资料时练就的日文，去了日本文化服装学院学习。
在日本文化服装学院，老师让他们将形状不一的石头用布严丝合缝地缝制包裹起来，因为“人体是立体，而且如石头一样凹凸不平。但布料却是平面的，因此制衣的秘诀就在于把平面的布料通过剪裁和缝制变成立体的东西，以适应人体形状。”日后，在谢峰的成衣中，依然可以看到日本式对工艺的尊重，一条一千多元的小礼服裙，谢峰依然要求严格的手工扦边。
在日本乃至世界的时装史上都占有地位的日本文化服装学院，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就是日本设计的策源地，谢峰所受的不只是技巧的训练，也有美学和生活方式的熏陶。
一个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青年学生，第一次被带进东京帝国饭店的高级餐厅时，惊讶的不仅是资本主义“上流社会生活”，也为自己穿着的不合时宜感到难堪。这是他的老师给这群年轻学生所上的生活方式课程。那些打着领结或穿着小礼服的用餐的顾客们，让谢峰看到，时装是基于怎样的生活样式产生的，如果你不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很多时候，设计的针对性就是空谈。
因为工作的NICOLE公司的安排，谢峰也曾经在巴黎高田贤三(KENZO)的工作室工作。谢锋回忆高田贤三的工作方式，“一次，高田先生从巴西回来后，马上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那桌上堆满了带回的碧绿的棕榈叶、鲜艳的花朵以及漂亮的土著饰品。他用一张巨大的半透明塑料纸盖住这些东西，然后向我们宣布：‘好好看看吧，这就是我们下一季的风格和感觉。’有同事打算揭起塑料纸，把底下的东西看个究竟，高田先生马上制止说：‘不要揭开，我们不要直接表现，要朦胧和含蓄，隐隐约约表现热带风光和植物，要浅淡和古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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