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听任何人,让经济规律和温州文化自己说话!
关于温州和温州服装的发展,历来是个全国瞻目的话题。
温州服装商会在2008年2月将用“七大时尚活动”召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家服装品牌以及温州在国内外的50多万服装精英,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聚会,实现温州服装行业资源和温州人资源的一次深化整合。特别是,将组建“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服装商贸委员会”,这是在温州落户,总部设在温州的国家级行业组织机构。据称,成立后的委员会将积极发挥行业优势和作用,为中国服装的商贸流通的发展推波助澜。该活动名曰“装点2008·中国服装品牌时尚盛典”,他的背景是以真理标准讨论为先导的解放思 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和社会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和北京奥运会。
本文作者通过对新老会长、秘书长的采访和对有关资料的研读,试图从中解读这个活动和其续后的行为对行业发展的合理性有多少?导向的准确度有多高?
温州自改革开放以来,整体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伴随着“姓资姓社”、“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质量立市” 、“家族企业和现代管理制度”等拨动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神经的讨(争)论而发展的,我们可以看到的轨迹是——当温州自行其道时就发展,当他要“听”和被“管”时就徘徊和缓步,但是我们可以从其发展的微细结构中可以解读出温州人对商品和制造方式以及商品又是如何“被流通”的特殊理解和行为逻辑。其中的关键词是“商贸”和“造物观”。
因此,温州服装业的发展必然也是循着这个轨迹的。当他重视自身特质时就发展,但稍有偏离就“式微”。温州服装商会会长郑晨爱认为,温州服装产业的发达,最初是由商贸流通带动的,而2000年以后,因为各种原因温州服装的商贸通路衰落了。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温州人和温州服装业发展的“特质”?
我们知道,生存和随生存而有的“交换”是人与生俱来的和人类向前发展的本能,而这个本能在温州人中表现为一种生存哲学,体现在几乎全民性的“商贸(善于做生意)能力”,这是温州人和温州地域文化所独有的“特质”,温州人和别的区域去比拼的基因性本领就在于此,本文甚至想评价为具有“民族性特征”了!在世界范围内,犹太民族也有这个特征。其他的诸如设备、材料、人力资源、资金等等你有人家也会有。温州特有的、遍布国内外的服装贸易人才和资源是人家没有的和很难具备的。应该说,此次活动重在网罗和重组温州“商贸人才和资源”的特点是抓住了温州服装业发展的“牛鼻子”了。
我们从同是浙江地区的宁波在去年底的行业会议上中可以看到,其形成的共识是“产业联盟”,某些发展观点和温州相同。郑永刚说“服装同行们应该联合起来,在资本运作、品牌打造和渠道开拓方面互相合作,进一步做强中国服装”,原则对但空泛,而李如刚表示的“如果我的店面超过5000平方米,足够大,我甚至可以拿出一部分空间来给其他宁波品牌做销售”却点中了浙江省乃至中国服装产业发展的“穴”,因为在历史上看,贸易对宁波来说也是熟悉的。尽管李的思想比温州提出的概念要“自我”和落后。而我称之为务实型思考者的陈国强分析认为,服装业的联合、分工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这是对的,但思考局限在宁波。
随便提及广东和福建服装较发达的原因也在于有重商的习俗,但广东有不少冒牌很是猖獗。江苏、山东、大连的服装业本应不错,但本文认为他们现在还徘徊在“形式主义”和“官方路线”上,这是很不妥的。大家很羡慕杭州女装有政府的“强力”支持,但其不少政府行为是“可爱而可笑”的。我们可以发现,真正做的好的企业和品牌基本上是远离、或者是逃避政府“关怀”的。因此,政府前期支持是个福,后期“支持”是个祸!泉州地区的产业思路还处于“独奏”的思考,有作为的企业是想提升为“独奏家”、“到外埠去演”和自家有个“乐队”,这种做法的成本将无情地由消费者来“埋单”。周少雄的“七匹狼并不愿意成为一个最大的服装制造企业,相比而言,七匹狼要成为中国最大的服装零售和批发企业”和“要做中国的POLO”的思考可圈可点,他要“成为提供包括女装、童装在内的市民的生活形象顾问”的放言和行业实践也很接近现代服装品牌的形态。但是,“七匹狼”是个品牌的符号,硬要和“狼”扯在一起,还连篇累牍地标榜“狼文化”,很附会牵强和幼稚(类似的有浙江“太子龙”的“龙文化”等)。更为滑稽而可笑的是“首次进入罗浮宫”和“男人要对自己狠一点”之类的广告语(估计又是“专家”的杰作?)。但作者比较欣赏周少雄对“男人生活方式”探讨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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