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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盒子的里面
“在我看来，中国的时尚业有一个潜在的焦点，那就是个人主义的重生。”Lorraine Justice 说。
假如可以用一种全新的方法来剪裁一件黑色丝绸背心，比如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加上包钮，或者用蝴蝶结、钉珠和毛皮来装饰整件衣服，那还为什么要遵循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一套呢？
英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记者Alexra A. Seno 认为，中国新一代的年轻设计师与他们的前辈如王一扬、韩风、王巍不同—后者以对待艺术的态度来对待设计，相反，“更年轻的一代看起来仅仅是为了好玩。”
这种说法并没有获得年轻设计师们本人的认同。邱昊和何艳都很佩服王一扬不急功近利的工作态度。“对功名不是很有企图心的人反而更容易受到重视。”何艳说。目前她不打算把自己的品牌做大，担心一旦被巨大的资金所掌控，就会身不由己。由于定制服所需要的启动资金比起成衣来微不足道，因而从Coco Chanel 的时代直到现在，一名定制服设计师所需要的除了天分还是天分。何艳的第一个个人系列花了1 万元，第二个系列则花了2 万元不到。
邱昊也有长远的打算。“最早马可的作品也都是show piece。如果我现在就去做商业的东西，恐怕很难坚持。”他说。
中国的时装市场已经开始细分。在王一扬、王巍创建自己品牌的时候，他们所想的只是做一个品牌，没有想过究竟是工业化品牌，还是设计师品牌。“当时没有设计师品牌的市场。”王巍说，“而规模化的生产是不适合设计师品牌的。”
原为美特斯·邦威首席设计师的高欣一直在想如何将Even Penniless 做大，但这个“大”也有原则。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完全可以将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本土消化掉。美特斯·邦威就是最好的例证。可是对设计师品牌而言，这一套行不通。“我不会做美特斯·邦威，不代表我不想做。”高欣说，“我必须做自己做得到的事情。”
邱昊和翘翘最不喜欢听到的，就是有人把今天的中国比作1970 年代的日本。“我们听了就头脑发昏。”翘翘说，“从前我也这样想过，但是现在看起来，根本不一样—在日本，各种人的需求本来就是多样化的。你还不如说现在的中国更像美国，商业化的东西更容易生存。”
在新加坡做完发布的邱昊忍不住感叹，国内外的环境确实相当不同。“在新加坡，我凌晨两点要求更换发型，工作组就会立刻派出6 个专业人员配合我。临到发布之前，我想换妆面，他们二话不说，就把化好的妆全部擦掉。在国内，这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上海时装周“就像一台节目”，只是让规定的模特穿着设计师的作品，在规定的场所和规定的背景音乐下走一走，根本不给设计师任何发挥余地。
中国的设计师在世界各地都受到关注。Lorraine Justice 说：“世界对于中国设计和艺术发展之快、之好，都大吃一惊。”国外的精品店都很欢迎中国设计师品牌，可是一旦摆了一两季之后没有反响，那么这些品牌也会立刻被撤走。面对目前的种种问题，王巍显得很平静：“中国不差技术，不差人才，最差的是土壤。我相信目前的混乱只是时代的特征，50 年前的欧洲同样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不用妄自菲薄。中国的市场巨大，在中国的成功，可能不会亚于在欧洲的成功，只不过成功方式不同而已。”
而置身漩涡中心的邱昊则更为坦率：“我们在做一个大盒子，全世界都看得到。这个盒子外面贴金贴银很漂亮，可是里面是空的。我不想被放入这个盒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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