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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今天的新晋设计师如果想要创建自己的品牌，成功的可能性大吗？
G：自时尚业本来就是所有工业门类中最难操纵管理的，因为它恰恰需要由创意来灌溉培养。在品牌创建初期，创意设计必须强制性地占据主导地位，如此才能在下一步将发言权甚至决定权交给工业生产。我们不难理解，在著名的时装品牌里，和谐气氛是罕见的，能够长期取得成功也是极少见的例外。近10 年来比较成功的牌子，我认为是Dorien van Norton 和Martin Margiela。不过目前判断他们成功与否，事实上为时尚早。我不觉得现在他们的境遇比50 年前更难，只不过今天的新品牌需要更多资金。在这里我指的是成衣。对高级时装品牌而言，你需要的只有天赋。Chanel 当年只雇佣了150 名工人。很多享有盛名的品牌一开始只有设计师一个人，或者是两三人的工作室而已。
B：我们看到像Stefano Pilati、Nicholas Ghesquiere、Alber Elbaz 这样的设计师目前都在历史悠久的品牌旗下工作，而不是自己创建新品牌。他们是否满足于这种现状呢？
G：这些设计师都拥有丰富而深刻的时装及其派生产业的宝贵经验。他们没有自己的名下品牌，而是加盟了一个自己意气相投的知名品牌，将老品牌的精神进一步升华发扬。其实，一直以来，高级时装协会也正是由那些焕发青春的老品牌会员与新兴品牌会员共同组成的。1950 年代，像Worth 这样打着19 世纪传下来的标志的时装店总裁，就曾和Balmain、Dior 的总裁济济一堂。
正如我之前说的，在订制时装年代，设计师直接面对顾客，不需要依靠代理多家品牌的时装店来分销产品。然而，开发一个成衣品牌则需要更多的资金与更多的人力资源。采购部门、计划部门、制作部门、销售部门、宣传部门无不需要雇佣具有良好资历，薪金也相对较高的专业人士。并且，你还要面对另一种困难：时尚品牌不会是一种永恒的存在，这种时间紧迫感也应该列入品牌缔造者的考虑中。
B：近两年，中国品牌吉芬和无用也开始在巴黎时装周做发布。是什么使你们选择了这两个品牌？
G：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选择他们。1930 年起，巴黎时装周就规定，新品牌的亮相只能在时装周的第一天或最后一天，因为老牌子一般都有自己的固定时间。最初，我们只是决定允许两个中国品牌在第一天举行发布，结果向我们提交申请的只有吉芬和无用而已。当然，在那之后，又有不少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品牌提交申请，但我们的标准非常严格，需要一个一个依次考虑。
B：您如何看待谢锋和马可这两位中国时装设计师？
G：马可在中国国内的品牌叫做“例外”，但她认为，如果只是把国内卖得好的产品带到巴黎展出，不会取得很好的效应，因此她特意创造了一个新的品牌“无用”，并且获得了巨大的关注。《世界报》用了整整8 页篇幅来报道她的系列，这种情形可谓前所未有。马可已经认识到，重要的不是把服装卖出去，而是创造品牌效应。她在巴黎获得的媒体效应，在上海和北京是无法达到的。目前我们所有人都很期待她的下一个系列，并且“例外”也将要参加巴黎高级订制试装发布。
谢锋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为欧洲市场特意做了一个系列，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打响了知名度，同时在中国也创造了品牌效应。不过他的起点只在中国，所以没有达到无用的那种极致效果。
要说一个时尚品牌如何获得成功，真的没有固定规则。每个企业都需要寻找自己的生存之道。在某个公司管理出色的领导人，来到另一个公司就可能会导致混乱。自然，也没有哪一种发展蓝图会比其他的更出色。重要的一点在于，想要成功，就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市场上，不能只想着“谁会穿我的衣服”。你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否则就不可能成功。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在中国学习时装的学生一定要去国外学习。
B：这是你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设计师吗？
G：早在1991 年，我正主管法国时尚学院的教学工作，当时第一个从法国时尚学院毕业的中国设计师方敏在回国之后担任西安纺织学校纺织系副主任，她就曾邀请我去西安讲学一周。历年来学校交流以及专业人士会晤一直没有中断过，令人联想起二战后美国与法国时尚界之间的频繁交流—各种时装秀、工业代表参观团、成立媒体与培训中心等。我们与宁波雅戈尔集团总裁李如成先生以及杭州汉帛集团总裁高志伟先生一直保持着频繁的往来。而最近一次2006 年于北京举办的设计师创意空间和上海的新锐设计师联合展演，则犹如梅卡·唐东于30 年前组织的法国设计师东京专场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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