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胜出是‘深圳模式’在国家选择未来发展道路时的必然胜出。”6月中旬，深圳终于结束了与上海、苏州等地两年多的竞逐，在收到国家发改委的批文，成为国家首个“创新型城市”试点的那一刻，一位深圳官员如此感慨。
深圳主管科技的官员们则乐于如此解释——“苏州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外向型经济的代表，其产值高、能耗高，附加值低，与国家战略转型方向不符；“武汉模式”则暴露了中国传统科技创新体系的不足，研发资源过多集中在高校及国家科研单位，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足，产业化实现程度低；而“上海模式”中，跨国公司整体占据优势导致本土创业氛围不突出，本土企业力量较弱。
相比之下，深圳的企业创新能力和市场化、本土化能力明显突出。深圳市政府近年做过一个统计：深圳高新技术产值当中，有50％来自本土企业；同时，深圳有一个“四个90％”的杀手锏，即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这当中，尤以华为的成功为代表，这意味着深圳已经形成了一套市场化程度较高、以本土高科技力量为主体的“类硅谷”化创新模式。
然而在获得首个“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这顶华丽帽子后，“深圳模式”并没有接着获得更为广泛的认知。这个现象引发了业界人士的关注。
事实上，深圳正是此轮中国转型危机中的聚焦点——深圳不正面临众多工厂倒闭，经济减速的危机吗？深圳模式不就是珠三角模式吗？而珠三角模式不就意味着世界工厂和加工贸易吗？
深圳必须对上述质疑给出一个答案，才能有力地证明自己作为首个“创新型城市”所代表的中国道路。
15年前的转型样本
东莞、苏州、昆山等城市在今天产业转型浪潮中面临的危机和挑战，深圳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体验过。
在1992－1998年间主政深圳的厉有为，至今还能回忆起初到深圳时，三来一补企业给深圳环境带来的触目惊心的一幕：仅蛇口半岛那一片就有60多家小印染厂，沙头角中英街的海则是臭的。
1993年，有感于加工贸易对深圳环境资源的伤害以及产出效益的低下，厉有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在当时极具争议的决定：即在特区范围内，停止发展三来一补企业。
这一决定做出后的1994年，大批以印染、服装、玩具为主的港台资企业从深圳向临近地市转移。深圳民间对这次以官方主导、自上而下发动产业转移如此解读——“正是深圳的这一拨产业迁移，促成了珠三角另一座城市东莞的崛起”。
在厉有为看来，促使他当时下此决心的背景是：经过前十年的发展建设，深圳在“贸工技”的发展模式上，已经向前迈出重要的一步，即以过度依赖港台资低端加工贸易，到引入相当数量的国营企业、以及欧美日等高端制造业方向转移，与此同时，活力更为惊人的民营企业也已开始抬头。
“当时我们有一批企业已经上来，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发展非常快。那时财政收入每年递增50％，处在一个上升趋势，所以我才敢让他们往外迁。”厉有为回顾说。
事实上，正如厉有为所言，1993年启动的产业转移，是在深圳过去十年自觉的产业升级基础上完成的。
据1986-1993年出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向本报回忆说，在上世纪八十年初，深圳仍旧只是以低端加工贸易为主，从1984开始，深圳开始成立相关国家企业，并于1986年在全国率先试行了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这当中以赛格集团、长城集团、中航集团为代表。
赛格、长城等国资背景企业进驻后，在“市场换技术”的产业方向指导下，分别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合资的方式为深圳引入了日立、三星、IBM等欧美电子制造业巨头。
这使得深圳的产业布局开始形成一批机制相对灵活、产业能力较高的国有企业，同时也为深圳的外资力量增加了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更高的欧、美、日等外资，丰富和完善了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链。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深圳在全国率先出台“员工持股”等措施，深圳的民营企业开始萌芽，到90年代初，华为等新生力量开始崭露头角。
至1993年，由厉有为推动的深圳第一轮产业迁移启动之时，深圳已经发展到了其历史的关键时期。以这一年为界，外资力量、国营企业和本土民营企业，这三大力量在同一个改革开放大舞台上发展壮大，相互影响，并互相博弈、竞赛的局面的初步形成。
也正是这一年，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在调研珠三角各城市高科技产业时，被深圳高新技术的发展所震惊，于是当即决定召开相关座谈会，确立了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深圳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目标，并开始利用特区的优势，出台大量扶持相关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
这是深圳第一次自觉地推动的产业升级的开始。
回顾深圳的昨天，审视东莞、苏州、昆山等更多中国城市的当下，它们正在遭遇的转型困境，只不过是15年前深圳经历过的困境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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