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成就了荣氏家族“百年不败”的历史？ |
2006-1-11 中国时尚品牌网  |
真正的家族控制
与后辈荣智健不同的是，在茂福申企业集团中，仅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就占有企业全部股本的70%以上，他们甚为重视保持高比例股权。如在1933年，申新四厂失火，同年恢复重建，厂方便通知各股东，要求“除前缴本外，照前缴之数再缴两倍”，另外还须“筹填新股，以弥前亏和解决以后营运款项等问题。”结果有24位股本额1万元以下的股东表示财力有限而愿意退股，终于由荣氏兄弟继续追加股本。通过此次扩股，荣氏兄弟在申新四厂所占的股本比例由1932年的52.6%攀升到1934年的94.1%。
到了1941年，荣德生的长女婿李国伟为培植自己在企业中的势力，主张申新四厂的几个高级职员(李国伟的中学同学)入股，但荣德生则以为吸收新股将损及老股东权益，表示坚决反对。后经人调解，重新调整申四新老股东股权，并保持了荣家股权占总股额的60%以上。到1944年底，荣家持有申新四厂62%的股份，其女婿亲家持有13.2%的股份。
在企业管理上，荣氏兄弟基本上也是大权独揽，并主要依靠家族成员或者同乡。在开始创办面粉厂和纺纱厂时，荣氏兄弟模仿的是当时西方盛行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但在发展振兴纱厂过程中，荣氏兄弟感到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东在企业经营方面掣肘甚多，此后另谋发展乃至成立茂福申新总公司时都不再选择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而采取所有权和经营权相统一的管理模式即无限公司形式。
在荣氏企业集团中，各厂总经理一职均由荣宗敬一人兼任，实行集权制。企业内无锡籍人士占集团职员人数60%以上，至于各厂的经理、副经理几乎全部由他们的亲属、好友、族人、乡亲等担任。荣德生在他的《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不无得意地写道：“昔年老友，都为经理矣！”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荣氏兄弟的子女相继成人，也都被安排到各厂或各部门的领导岗位。
家族分拆
在荣毅仁出生的1916年，荣家已经颇有实力，生活无忧无虑，过的是名副其实的少爷生活。1937年夏，荣毅仁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即出任茂新二厂助理经理。随着抗战全面爆发，荣氏家族的所有企业都遭受重创，身体不好的荣宗敬移居香港，而荣德生则在汉口坐镇。
荣宗敬于1938年病逝后，荣氏家族内部也矛盾重重，离心倾向日渐增长，企业进入停滞发展阶段。在上海形势转好后，荣德生感到大房和二房早已各成系统，便有意淡出一直由大房主持的总公司管理，交由荣宗敬的长子荣溥仁出任。这即是典型的中国家族传承方式。
度过艰难的抗战后，荣氏家族企业希望进行内部改革，但由于意见不统一，最终分化成三大系统：大房以荣溥仁为代表，管辖申新一、六、七、九及福新的一、二、三、四、六、七、八各厂，沿用茂福申新总公司名称；二房以荣德生为代表，管辖申新二、三、五及茂新的一、二、三、四各厂和天元、合丰，称之为“总管理处系统”；再有以李国伟为代表，管辖汉口的申四、福五和战时内迁与新建的各厂，称之为“申四福五系统”。
之后，荣德生满怀热情创设并实践他的“大农业计划”和“天元计划”，专注农业生产、工业制造、商业运输，应该说是较好的实业复兴计划。天元实业公司不吸收大房系投资，由二房系专营，实际是荣氏家族帝国的再造，但由于战乱频仍，计划未能实现。
随着内战开打，荣氏家族的一部分企业开始向广州、香港、台湾等地转移资金和设备。比如李国伟委托英信昌洋行在九龙设立纱厂，荣德生五子荣研仁也抽走天元公司很大一部分资金去了泰国，二子荣尔仁移拆一部分设备到广州开厂。
1949年荣德生赶到上海，已经控制不了大局，大房系统负责人都走了，荣宗敬的长子荣溥仁和次子荣辅仁去了香港，二房系统和申四福五系统也走了一些人。由于长子荣伟仁、三子荣伊仁和六子荣纪仁已经去世，荣德生此时可以依靠的就剩下四子荣毅仁。
资金外流致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这让荣德生气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其实对于荣毅仁来说，究竟是去是留，也是很矛盾的选择，其妻儿已到了香港。最终，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决定留在内地，荣毅仁将妻儿从香港接回。1952年7月荣德生去世后，从此荣毅仁便成为这一家族留在内地的代表人物。
老年创出辉煌国企
解放后，公私合营乃大势所趋，尽管荣毅仁先后出任上海市副市长、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但对于其家族企业的命运已改弦更张，其商业才能也没有机会充分展现。直到文革以后，荣毅仁已进入耳顺之年，才又面临创造实业的机遇。
1979年10月，经中央批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成立，荣毅仁在邓小平点将下，出任中信董事长兼总经理。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公司章程，中信初期注册资本是2亿元(1982年2月改为6亿元)，由国家财政分期拨足。由于国家当时财政困难，第一次只拨了2000万元，加上荣毅仁个人的存款借给公司1000万元，真正可以运营的资金是3000万元(财政部在此后三年又分别拨给公司2000万元，至1984年共拨1亿元，以后再未拨给现金)。
从这种资本的结构来说，中信完全是国有企业，而荣毅仁以个人拥有的资金投入，只能算是借款，不能看做投资，因此荣毅仁在中信并不拥有股份。在中信挂牌之前，荣毅仁请来了原来在上海工商界的旧知好友：原上海华成卷烟公司总经理经叔平、原上海闸北水电厂总经理王兼士、原上海中国燃料工业公司总经理徐昭隆(后出任中信总经理)、原上海天厨味精厂老板吴蕴初的儿子吴志超等来襄助。但公司成立初期，业务发展没有预想中的好。
1980年，荣毅仁终于找到合适的机会。当时大型项目仪征化纤由于资金短缺准备停建，纺织工业部找到当年的老副部长荣毅仁救急，其直接反应便是：“资金不足为啥不能向国外借呢？”经过周密的可行性研究，他提出在日本发行债券，遭到很多人反对。但最终在1982年1月，中信首次发行了100亿日元私募债券，其中80%投入了仪征化纤。
1985年，仪征化纤建成投产，到1988年6月底，全公司已实现利税11.06亿元，短短几年就赚回一个大型化工综合企业。这一不俗表现一时被誉为“仪征模式”，有熟知荣家历史的人却说，“什么仪征模式，不就是当年荣氏兄弟的借蛋孵鸡法！”荣毅仁听到此言，也忍不住乐了。此后，中信步入快速发展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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