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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摊 大棚 不归路
“我喜欢做的事情是静静地搞研究做学问做实验。”陈黎利在雅宝路上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而闻名， 1994年，身为中国有色金属研究员，陈黎利因为和领导的误会辞职下海，同事们议论纷纷、大惑不解，甚至她自己，也是用一年半的时间才调整过来。“我堂堂一个工程师，怎么来做这个了？”
她借了1万多块钱，和朋友在日坛宾馆租了一间房间，靠着有前苏联的亲戚关系，做起了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国际女倒爷”。
那时候，雅宝路在北京人心目中的印象很不好。“雅宝路在使馆区附近，最先是北京的一些无业游民在那里兑换外币。88、89年的时候，一些人在日坛宾馆那里挂着几件衣服买，主要是回城的知青。然后是劳改释放人员、社会无业青年。”陈黎利说，“坑蒙拐骗偷，你能想象到的所有罪恶都有。”
而她就要与那些“不务正业”的人为伍了，这是一条“不归路”，对于这个家里祖祖辈辈都没有人经商的女性而言，这是很丢人的事。改革开放虽已开始了十多年，但皇城根下的人们依旧对个体户、对那些没有“单位”的人持有深深的偏见。这也难怪，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之前，关于左和右的论争，仍然摇摆不定。
地摊、大棚、混乱，这是人们记忆中1990年代的雅宝路。由于长期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的战略体制，解体后的苏联，日用商品极度缺乏，那个时候中俄民间贸易刚刚开始，俄罗斯商人蜂拥而至雅宝路，只要有货，不管是什么都买。陈黎利以及众多投身于这场民间贸易热潮中的人们很快赚到了“第一桶金”。
当雅宝路逐渐聚集成一个市场后，浙江人来了，他们秉持着吃苦耐劳、对市场十分敏感的经商传统和天赋。“我很佩服浙江人。”这句话周鸿涛说过，陈黎利也说过。浙江人不仅做外贸，还炒商铺，随着商户们从地摊、大棚、简陋的房间搬到高档的商厦，租金日渐高涨。
然后河北人、东北人、广东人纷纷到来，像陈黎利这样的本土北京人却越来越少。“1990到1998年间是雅宝路比较好的时期，货都很好卖。1997、1998年的金融风暴也影响到了东欧和俄罗斯地区，雅宝路开始洗牌。”陈黎利说。
曾经，有人来到这里因为做了几个单一夜暴富了，有人因为收不到货款破产了，有人因为经营不下去卷铺盖回家。“那时候很不规范，很多人不了解服装，恶性竞争，卖了不赚钱。”陈黎利总结说，自1998年后，雅宝路虽然仍然会受到国内国际各种因素的影响，但到现在，是处于比较平稳的阶段。
陈黎利所说的平稳是指那个具有冒险特征的时代已经过去，雅宝路逐渐走向规范化的道路，商业规则驱使着人们往前奔跑，无论他们是否愿意。
生意难做了
玩纸牌游戏、上QQ聊天是胡进一天大部分时间所做的事情。他帮亲戚照看的鞋店在紧挨着雅宝路区域的日坛北路，经营登山鞋、跑鞋、运动式皮鞋等鞋类——那种适合在野外崎岖泥泞的路上行走的鞋，主要销往非洲。
很少有人进入他的店里。偶尔有白种女人掀起门帘瞄一眼，马上转身就走：这不是她们想要的。胡进对此也很坦然，现在是这类鞋子的淡季，而对非洲的贸易主要在广州——大概是因为广州也很热吧，气象学家说广州气候已是热带特征。
形成这样的经营风格有市场的原因，生意已不再那么好做，雅宝路上的老板们便将眼光放到了更广的区域，加上老板的客户、朋友圈子很多来自非洲，选择做非洲的生意顺理成章。
胡进对非洲的客户颇有微词，认为他们信用不够，定了货说不要就不要，货款4个月才能到，还要以当日的汇率来结算。这还算好，有的甚至杳无音信，不少商家因此破产走人。“不要以为雅宝路都是赚钱的，亏本的也很多。”
据业内人士的说法，在往年，雅宝路的经营情况是“三三三”：赚钱亏本持平的大概各占1/3。“而在去年，几乎所有的人都赚钱了。” 可这样的利好面貌其实隐藏着更大的忧患，人们分析原因，说是因为有传言，2008奥运会，外国人进入中国的签证将受到限制，住房、海关等都会出现不方便之处，于是俄罗斯、中亚、东欧的客户们纷纷在2007年加量进货，怕晚了就买不到了。
正式的说法是中国警方将加强对在京外国人的管理。
2008年到底会怎样？一切未知，但胡进还是觉得生意越来越难做了。在雅宝路做了5年，他深刻感受到每次人民币的升值给生意带来的压力。原材料在涨价，竞争愈加激烈，而美元在贬值，猪肉涨价连带猪皮涨价，非洲客户还喜欢占些便宜。
胡进决定去一趟南方，改变一些品种。
此时的广州，春季商品交易会正在进行。与胡进不约而同，陈黎利也南下了，她希望在广交会找到更好的外贸项目。除了服装、鞋、箱包等传统商品外，雅宝路上的人们在寻求新的赚钱方式，或者说，实现经营多元化。
如果说周鸿涛做机械、建材等对俄贸易是偶尔为之，那陈黎利则已经把全部精力转移到器械、电器等产品上了。她成立了一家外贸公司，计划把广东的冰箱等电器弄到俄罗斯去。按她的说法，一切又将从零开始。
“服装太传统了。雅宝路应该把中国的其他产品卖到全世界去。”目前，服装之外的外贸已经占到陈黎利贸易总额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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