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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种种迹象表明，雅戈尔并没有放缓对股权投资的探索。李如成亦承认，仅在2007年，雅戈尔便在股权投资方向新增投资50多亿元，现在雅戈尔旗下已有200多亿元的金融资产。2007年初，在李主持下，雅戈尔成立了两家子公司：宁波雅戈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前者的角色是VC，后者则更像PE.“这已经是作为一个产业来做，”李说，“我们是想逐步地、慎重地迎接一个产业。”
一方面“担心”，一方面“逐步地、慎重地”，这也许正是当金融这扇窗口不期然地在雅戈尔面前打开、企业在实业与投资两股洪流夹击之下时，它的掌舵者李如成真实而微妙的心态。
他不是不知道外界的质疑：牛市的“傻钱”赚完了，雅戈尔的投资成功还能复制和延续吗？实业、投资与地产是放在同一个盘子，还是准备另起炉灶？
有一点是确定的，民营企业家李如成决意要要用资本做成传承实业的“钥匙”。他曾多次宣称将在60岁、也就是2011年退休。“我要留给他们（接班人）没有麻烦的资产，留几百亿的财富给他们，不会给他们造成负担。你只要把‘钥匙’拿走，就可以管理房子。将实业资产资本化、证券化，保持流动性，就可以把企业交出去。”
但是李如成怎么打造这把“钥匙”？
无心插柳
从雅戈尔那座两翼伸展的大楼的八层办公室眺望，李如成的目光或偶尔会投射到10年前，那是造就雅戈尔今日投资神话的起点。
“股权投资雅戈尔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现在我到外面去，人家对我评价，‘你是中国的巴菲特，每个项目都很成功’。这句话错了，很多投资项目初衷都不是想挣多少钱，是政府给我照顾。”2007年6月，李如成对《中国企业家》说。
“照顾”是李带有中国式智慧的表述，更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地方政府需要雅戈尔“照顾”一些企业。例如广博集团和宜科科技，原来都是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政府希望雅戈尔能把它们救活，李如成本不愿接受，但又推托不掉。比如宜科是雅戈尔在上市前政府要硬搭进来的，“雅戈尔要上市没办法”，无奈之下才成了大股东。
1997年4月，宁波商业银行组建，市领导希望为银行找几个有实力的股东，也让雅戈尔参与。尽管担心银行不容易做，李如成也没好拒绝。
投资中信证券更是有点误打误撞的色彩，雅戈尔1998年上市后想在新兴行业里寻找项目，李如成对证券行业颇感兴趣，但觉得“肯定不能自己去搞一个证券公司，还是参股比较好。”在他眼中，中信证券属于比较规范的国有企业，股东背景也不错，都是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正好跟我们有一个互补”。中信证券之后的上市，以及券商会成为牛市中攻势最强的板块，就都在李意料之外了。
“熊市时雅戈尔一度想把中信证券的股份抛掉，结果差几分钱没出手。”国信证券纺织行业分析师方军平告诉《中国企业家》杂志，“当时南方证券那么大的证券公司都倒了，大家都不看好券商，雅戈尔现金流比较好，他面临一个选择，不卖也可以，但希望卖，又不是那样急迫，没卖成可以说是歪打正着。”
上述几起半推半就的投资在10年后修成正果，收获之丰甚至把李如成自己也吓一跳。2007年1月，广博股份（002103）登陆深圳中小企业板，2008年1月25日的收盘价为15.22元，而雅戈尔的持股成本为1.52元。宜科科技（002036）2004年就已上市，2007年4月雅戈尔又增持宜科科技到持股29.84％，成为其控股股东。2008年1月25日宜科科技的收盘价为17.25元，雅戈尔第一次入股投入的1623.98万元已放大了约9.5倍。
2007年7月19日，宁波银行挂牌上市，成为国内第一批上市的商业银行，不到10日，股价涨幅就超过200％.2008年1月25日股价为18.15元，雅戈尔当年投资成本不过每股1.01元。
让雅戈尔钱包迅速膨胀的是中信证券一役。雅戈尔的持股成本为1.7元，总投资成本不过3.2亿元，2007年2月，雅戈尔减持了3012.14万股，套现7.5亿元（税后）。减持后仍是中信第四大股东，2008年1月25日中信证券收盘价为76.02元，雅戈尔账面收益放大了44.72倍。
2007年初，一家财务咨询机构负责人在宁波见到李如成，当时投资中信效果已显现。令他惊异的是，稳重如李如成居然也会喜形于色，“我做了30多年服装，利润都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李告诉他，“但投资就是不一样，一下子就能赚制造业30年的钱！”
一个实业家的困扰
制造很苦。
2007年6月，在李如成第一次面对《中国企业家》时，他就表现出对制造之路再往下怎么走的一种困惑：
“企业当然要健康发展，做一个百年老店，但实业环境好像有点儿问题，感觉不对劲。雅戈尔没有放弃主业，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把主业放在重要的位置。但是一个企业的发展要过程，比如说像美国，它有上百年的工业化，有上百年的商业社会规则，培养出企业家、经理人这方面的人才，企业可以做大，只要有一个领袖式的人物出来，马上把资源整合。但是，中国就不具备这个条件，有两个局限。
第一，中国的母语是中文，中国企业家很少研究国外的法律，研究国外的经营情况。其实，我们对世界市场很陌生。像我们这样的人，到外面去跟人家吃饭，还要带一个翻译，很少跟人家能够真正的交流沟通，所以，在和外界沟通这件事上，中国企业家和印度企业家不一样，印度可以多出一些优秀的企业。就算中国企业现在在海外有很多收购采购行为，都是国有企业在做，不是企业行为，是国家在管理企业。
另外，内部也存在这么一个状况，我们曾经做过调查，有30％多接受调查的人都想去当企业家。现在90％的大学生都想去从政，千军万马想去做公务员，没有一个人想去当工人，更没有人想去当农民。中国的基础已发生变化，都想去当官，都想去当企业家，这个社会已经出错了。企业内部也是这样的。从上到下很难整合，企业家都能像张瑞敏一样，像柳传志一样，像任正非一样，让员工都一心一意地跟着去走？不可能。中国稍微有点儿条件的人都可以自立门户。即使像柳传志，为什么要让联想分家？就是摆不平，这是中国特殊的文化。日本人就不一样，日本人认可了你就死脑筋跟着你走。香港的情况，很多老板用西方那套在做，他的总经理都是国外的人，文化已经不一样了。与他们相比，我们难度就很大。
中国13亿人口，这13亿人口不单是中国的市场，也是世界的市场。上次XX市市长和我说，当地弄了一条街开名品店，他说“街上一定要引进国外品牌。”国外的企业到中国来开一个商场，不允许中国企业进去，我们还可以接受；我们自己开的一条街，不通过价格去竞争，就是中国企业不能进去，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亏得起，就应该让我进去嘛！
上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我去考察墨西哥以后有一种感觉，好像墨西哥经济是殖民经济，不是主权国家。因为很多流通抓在美国人的手里，后来90年代中期我去了东南亚、泰国、印尼，我感觉他们的经济也有点儿半殖民的味道，控制在华人和日本人的手里，市场都是在日本人在管理。我担心中国也会出现这么一个状况。
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很难去整合国外的资源，也很难整合国内企业，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很难做大。这里面有文化、企业家整体素质、国内市场的问题。
雅戈尔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如何做大？也许只有搬到香港去，搬到海外去，用国外的人才做。要求中国实业家用20年、30年的时间能够像跟人家工业化200年、300年的企业相比，有点儿为难中国企业家了，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有的人沉默了；有的人转移了，还有的人醉生梦死。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能享受人生就享受人生。这样，对中国企业很危险。雅戈尔说要做百年企业，提出这个口号实际上很难。
宁波商业银行和中信证券两案的投资成功深深刺激了李如成。前者的上市一把让雅戈尔进账近120亿元股权收入。“这是有些企业做一辈子都做不到的，”李如成进一步想，“原来投商业银行是被动投资，现在我为什么不主动拿这100亿去作战略投资者？100亿投到100家企业里，有60家成功的话，都可以变成1000亿。再让我自己去办一个最优秀的企业很难，但我可以去投！”
“现在不是我一个人在想，是所有企业家都在想这事儿。”李如成对《中国企业家》说，“可是都不想搞实业了，都想搞股权投资了，也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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